實際上如果茶樹真的有產出後，其利潤並不比絲織品低多少，但資本是盲目的，大眾是短視的。
好在當地的官府在事情鬧的更大之前，及時地介入了此事。
寧中知縣陳夢球親自出面，嚴令這些商人代表不可再騷擾本縣茶農。
但老是這樣用行政手段解決問題，行政成本很高，往往事倍功半。
最後在鄭克臧的主導下，成立了絲織局專門管控絲織品的出口。
按照規定，只要是從東寧出口的絲織品全部需要通過絲織局，否則便被視為走私品。
而絲織局根據市場行情會隨時調整限制出口絲綢的數量，絲綢既然貴，量就不能太大，作為奢侈品可以，但如果大量釋放出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在絲織局的宏觀調控之下，即使種植再多的桑樹，但能出口賺取暴利的絲綢數量是有限制的，超出的部分只能轉為內銷。
這一調控很快反應在經濟上，因為出口的絲綢數量始終在一個固定範圍內，生絲的價格始終沒能漲上去，反而因為大量地跟風改種而有所下降。
鄭克臧讓官府出面大量采購這些降價的生絲作為儲備。
各家紡織商人也將注意力從擴大桑樹種植轉到如何為自己家爭取到更多的出口份額。
絲織局出口份額的劃分也很簡單，就是看各家的質量和工藝，誰家的工藝和質量最好，能賣高價，誰佔的出口份額就多。
通過這種手段，鄭克臧暫時地將這些紡織商人們引到了良性競爭的道路上。
但鄭克臧很清楚這種方式只是權宜之計，隨著產能的繼續擴大，這種管控出口的政策遲早會引起商人們的反彈。
好在他從去年開始便開始大力推廣棉花種植，有意識地擴大絲織原料的種類。
而且與桑樹不同，棉花一般都種在鹽堿地而不是水田，不會與糧田產生沖突。
如今在東寧推廣的棉花並非是中國本土的短絨棉，而是從南洋引入原產于美洲的長絨棉。
目前已種植了近十萬畝，其中六成是官營，剩下還有四成是民間自發種植的。
按照鄭克臧的構想，隨著棉花產量提高，勢必會分散紡織的剩余產能。
說到底絲綢是奢侈品，市場受眾有限，才會有極高的利潤。
而棉布才是真正的日常商品，擁有廣闊的市場，也是高效率的東寧機最應該生產的產品。
按照他的估計，限制絲綢出口加上擴大棉花種植，雙管齊下，會讓大部分紡織工坊轉型為生產棉制品為主，絲綢制品為輔的生產狀態。
紡織行業將會進一步精細分化，避免絲綢工坊一家獨大，畢竟僅憑絲綢是養不了那麼多工人的。
和南洋棉花一起引入的還有南洋的煙草。
隨著引入的經濟作物越來越多，糧田早已不是移民們開墾的第一選擇。
戶部不得不進行種糧補貼來吸引農民們主動種糧，保持糧田數量處在安全線之上。
但另一方面，這些作物的引進也極大增強了民眾們的開荒熱情。
不少移民主動開始分家、分戶，將兄弟或者兒子們分出去開墾荒地，種植經濟作物。
不少人在這被稱為大開墾運動的過程中賺到了第一桶金，一些人開始買賣或者雇佣番奴來擴大種植面積，逐漸形成了少數初具規模的私人種植園。
明鄭這邊搞經濟搞得有滋有味，偽清這邊就沒這麼順利了。
今年開年之初，明鄭水師襲擊了浙江海岸，遷移了上千移民。
這讓浙江巡撫趙士麟加入到吳興祚和姚啟聖的隊伍。
粵、閩、浙三省沿海全部戒備森嚴，暫停一切生產活動，沿海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遷界令在粵、閩兩個前線地區一直很嚴，但在其他一些省份則慢慢開始松懈。
尤其是如山東、天津、遼東等北方地區，從未被明鄭襲擊過，久而久之遷界執行的自然沒那麼嚴格。
而浙江則介于粵閩與北方諸地之間，說嚴沒有廣東和福建嚴，但要說松也比不上北方地區。
去年索額圖曾在朝廷要求加強粵、閩、浙三地遷界一事傳回浙江鬧得沸沸揚揚，物議洶洶。
但好在最後浙江並未在施行名單中，讓浙江的官員和百姓們松了口氣。
確定朝廷無加強遷界之意，許多原本已暗暗在沿海重新開始的生產活動如曬鹽等，在官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情況下繼續開展。
許多人入股參與其中，為此不惜借取高利貸也就是俗稱的印子錢。
結果明鄭年初的沿海襲擊讓這些人賠慘了，在官府嚴令下沿海的生產活動被全部暫停，海岸處處戒嚴。
那些放印子錢的人見放出去的錢要收不回來了，立馬采取了激進的行動。
若問杭州城里放印子錢最多的是哪里，毫無疑問是那些駐防杭州的旗兵老爺們。
他們在西湖邊圈地驅趕漢民，修築兵營駐扎了數千兵卒。
清代前期旗人生計無憂，生活還算寬裕，手中頗有余財。
經由中間人牽線搭橋，經常貸款給本地漢人，按月加息，坐收利息，利息甚高與敲詐勒索無異。
眼見著放出去的錢別說利息了，連本都要折進去了，這些旗人大爺們立刻不干了。
凶神惡煞的旗兵們走出營寨，按照名冊開始強行逼債。
強迫欠債人賣田賣地，賣兒賣女，總之得把這錢給還上。
由此造成了多起逼債致死的事件，這下杭州知府衙門不干了。
這幫大爺兵干嘛呢，不知道今年是察年嘛，這屬地治安歷來是考評的重要一項。
府衙的官員帶人直接找上了負責動手的營官馬化龍。
馬化龍面對杭州官府的質問囂張的不行，耷拉著吊眼道︰「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事你們少摻和！」
杭州府的官員自然不干，兩邊從口角變為推搡。
最後馬化龍一著急直接動手把杭州府通判陸敬給打了，這事就鬧大了，最終報到了康熙那里。
趙士麟之前已多次向康熙具奏了杭州本地駐軍旗兵放印子錢的陋習。
借著這次機會他舊事重提，寫了一封冗長的奏折，細細訴說其中的弊病。
但最終這位主子爺到底還是偏向旗人，雖然帶頭打官的馬化龍被嚴懲，但康熙下令民眾所欠債務由杭州將軍與浙江巡撫照市息結算。
說到底這筆錢是漢人欠的，那就由你們這些漢官來還給旗人便是了，沒毛病。
經過與杭州將軍馬哈達的溝通，趙士麟最後確定了旗營的債款共計三十一萬兩。
他整個人都麻了，這錢從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