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自然的一點是，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某一個州或是某一個省的負責人，在未經中央政府批準的情況下，打著國家的旗子同另一個國家展開外交活動，恐怕都會被視為是在搞分裂，這種行為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該國中央領導權的崩潰，其對地方權力已經形成不了基本的制約了。
同樣的道理，將這一事件放在聯盟內部來看，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黨委和蘇維埃執委會，在未經莫斯科中央批準的情況下，私自打起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旗幟，大搞外事活動，甚至還向其它國家的政府機構發送邀請函，純粹以聯盟內一個州的身份，去對接其他國家的中央政府，這種行為本身就已經違規了。
另外，對于任何一個政治事件，要想分析它的影響和性質，都要結合事件發生時的政治大背影，而此時聯盟的政治大背景是什麼？對外而言，蘇美關系的全面惡化，導致了聯盟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徹底破裂，雙方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個領域，展開了全面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秉持著破壞聯盟安定團結的心思，利用東歐地區的暫時性混亂，頻頻向聯盟內部輸送間諜，支持聯盟內部的持不同政見人事；受國際局勢的影響，聯盟內部的民族主義分裂情緒又有進一步高漲的趨勢，從波羅的海三國到烏克蘭，再到高加索、外高加索，乃至于中亞等地區，基于民族主義情緒所導致的騷亂，時有發生。
總而言之，如今聯盟的外部環境是極其惡劣的，毫不客氣的說，自從四六年蘇美關系政治走向破裂以來，莫斯科的戰略決策中，排在首位的，始終都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抵御來自外部的入侵，防止西方國家的破壞和顛覆，就是國家安全問題中的重中之重，一絲一毫都未曾松懈過。
而在聯盟內部，莫斯科確定的首要戰略任務中，遏制各種類型的民族主義分裂活動，捍衛聯盟的意識形態，就是極其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可以說，在過去的幾年時間里，全聯盟除了忙著搞戰後重建和經濟建設之外，剩余的大部分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到這兩項工作中了。
現在，看看列寧格勒那些所做的工作，聯盟所關心、關注的問題，他們幾乎都伸手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為？
安德羅波夫是一位年輕的同志，他所在的位置，距離聯盟的核心決策層也有點遠，因此，有關列寧格勒問題的本質，他是欠缺了解的，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調查立場才會是比較公正的，不會帶有太多的政治站位因素。可即便是這樣，他在短短幾天內所調查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了，最關鍵的是，他在這份報告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都是莫斯科那些人所想要看到、得到的。
沒錯，維克托可以肯定，如果自己將這份報告提交上去，交給馬林科夫同志，相信這位政治局委員同志會非常高興的。維克托甚至可以想到，接下來，馬林科夫同志就會以列寧格勒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所操持的「全俄商品交流會」為突破口，進一步調查列寧格勒割裂聯盟，試圖建立第二中央的罪行，並由此將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黨委和蘇維埃執委會的大批干部都丟進泥淖里。
先搞定列寧格勒州委、市委以及蘇維埃執委會的干部群體，然後再以他們為突破點，將前任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庫茲涅佐夫牽連進去，至于沃茲涅先斯基，則是這一場狩獵的最後一個目標了。
先以各種罪名打掉外圍，再依據從外圍成員那里得到的口供，逐步將核心成員牽連進案件，以最終實現將政治對手一網打盡的目的，這就是政治斗爭中最常采用的手段。
將報告從頭到尾的看了一遍，維克托背靠著沙發椅背，緊緊抿著雙唇，長時間的沉默不語。
作為列寧格勒案件的調查負責人，維克托其實很清楚列寧格勒黨政干部們的心態，諸如波普科夫、拉祖京他們這些人，如果說他們有著割裂聯盟，並在列寧格勒建立第二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目的，估計是任何人都不會相信的，他們不僅沒有那樣的心思，更沒有那樣的能力和實力。
在過去幾年中，由于有日丹諾夫同志的鼎力支持，再加上有國家計委給予的資源傾斜，列寧格勒方方面面的發展相比起聯盟別的地方，的確是快了一步，可要是由此就認為列寧格勒已經具備了和整個聯盟對抗的能力，那還是極為不現實的。
列寧格勒的黨政干部之所以表現的如此高調，如此「肆無忌憚」，說白了，還是因為在他們的思想上，有了一種自滿的情緒，甚至可以說是相較于聯盟的其它地區，列寧格勒人有了一種高人一等的自傲感，這種自傲感不僅來自于最近幾年經濟上的蓬勃發展，還來自于衛國戰爭期間的大圍困精神。
總而言之，就是列寧格勒的黨政干部不，不僅是黨政干部，包括普通的列寧格勒人，都認為他們與普通的聯盟公民不一樣了，他們似乎在精神上更加高尚，在操守上更加的守序，對聯盟建設的功績也更大、更多、更值得認同。由此，他們甚至產生了一種地域歧視的情緒，認為列寧格勒才應該是聯盟首都，而莫斯科的資格則遠遠不夠。
這種情緒的產生，與日丹諾夫同志所起到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在衛國戰爭之後的幾年里，為了凸顯日丹諾夫同志在衛國戰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聯盟意識形態部門在宣傳的過程中，為列寧格勒保衛戰大唱贊歌，人們在談及衛國戰爭三大戰役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後便是列寧格勒戰役，而莫斯科戰役卻是排在最後的。但若是按照真實的情況來排序的話，莫斯科戰役顯然是應該排在最前面的，因為正是這一場戰役，打破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給了蘇聯紅軍絕地反擊的勇氣。
除此之外，在意識形態部門的宣傳中，庫茲涅佐夫在列寧格勒戰役中的重要地位也被淡化了，同時被淡化的事實，還有日丹諾夫同志在戰役期間長時間受病痛困擾的事實。
類似這樣的宣傳，其實都是為了在全聯盟範圍內，樹立起日丹諾夫同志的個人威望，以便其在來日繼承斯大林同志的地位，成為聯盟的第三任國家領導人。
如果日丹諾夫同志沒有病故的話，那麼聯盟的政治局勢應該會發展的非常平穩，等到斯大林同志百年之後，日丹諾夫同志順利就任聯盟的最高領導人，支持他的列寧格勒派成為聯盟政治的核心派力量，隨後，不管是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所代表的莫斯科機關派、工業黨，還是莫洛托夫所代表的外交部政治集團、赫魯曉夫所代表的烏克蘭地方派，都將受到壓制，但卻不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馬林科夫也好，莫洛托夫也罷，亦或是赫魯曉夫、貝利亞，他們依舊能夠留在聯盟的核心決策層，但是國家發展的總體方向和路線，則注定要由沃茲涅先斯基和柯西金所領導的部長會議來決定。
按照那樣的歷史來發展，或許等到五十年代斯大林同志病故之後，日丹諾夫同志穩固住了自身在聯盟的地位，聯盟的經濟政策就將出現大的變化，市場經濟將在沃茲涅先斯基和柯西金的強勢推動下，在全聯盟範圍內鋪展開，並最終成為一股大勢，誰都無法阻擋。如此一來，聯盟的未來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但
一切的變數，就是日丹諾夫同志太短命了，他的死改變了一切，原本最有希望成為聯盟未來政治核心派別的列寧格勒派，在囂張了幾年之後，突然失去了主心骨，接下來，它所面臨的，自然就是別人的反攻倒算了。
其實總結起來的話，這一次的政治斗爭，不僅僅是列寧格勒派與莫斯科機關派、工業黨之間的斗爭，也是一場經濟發展路線之爭，更是一場帶有地域性質的權力斗爭，若是從這個角度上講，說列寧格勒人打算另立中央似乎也不算是錯。
而對于維克托來說，他之所以感覺在列寧格勒問題上這麼難以下定決心，是因為他從未給自己真正劃分過派別，盡管他一直追隨著馬林科夫，但他卻不認為自己是工業黨亦或是莫斯科機關派的一員，與此同時，他與列寧格勒派之間，也未曾有過任何形式的沖突，從某種程度上說，他與日丹諾夫同志的合作應該還算是很愉快的。
一個既不屬于莫斯科機關派，也不屬于列寧格勒派的人，卻要為這兩派之間的權爭做仲裁，而在一旁，還有斯大林同志在密切關注著一切，維克托真是有一種遭了無妄之災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