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上讓歐萊雅或者說歐仁舒萊爾本人變得家喻戶曉的並不是這一本雜志。
歐萊雅在20世紀30年代逐漸擴大了市場規模，然而就歐仁舒萊爾本人來說，可能開公司對他的吸引力遠遠比不上當一名政治家，他頻繁而熟練地運用自己對各種媒體的掌控力來傳播自己的政治經濟思想，而他一貫持有著更加偏激、民族主義式的理想，則讓他受到了許多年輕愛國者的歡迎。
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後提耶爾政府恢復了議會制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但是對于一個滿目瘡痍的法國來說，自由制度帶來的並不是穩定和繁榮，而是持續的沖突與爭論。
1933年的大蕭條席卷全球資本市場，這個充斥著罷工、失業和政治動蕩的國家終于是處在瀕臨崩潰的邊緣了。但是歐仁舒萊爾看到隔壁的德國與意大利此時在***的秩序下，生產力仍然在迅速提高，他們的國家里依然充滿著熱情高漲的工作氛圍。
在歐仁舒萊爾眼里，這些結果都指向一個真理，「我們必須從人心中剝奪自由，平等甚至博愛的幼稚理念，因為這只會‘導致災難’。
他開始相信，**主義的統治或許真的是這個時代的最終答案。
歐仁舒萊爾在此時開始顯露出他的媒體影響力了。
在1938∼1955年間，他出版了至少6本書和10多本小冊子。除此之外還有在1936年12月他自己創辦的雜志《企業家行動》，還包括他在其他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國》、《民族革命》等等，宣傳自己對威權統治的傾慕。
同時他也喜歡參與廣播、演講、討論會等活動。用歐仁舒萊爾自己的說法是，僅在1934∼1937年間他就演說過上百次，甚至由于擔心自己的表現，他還專門設置了一個小客廳，用于練習和準備演說。
他宣傳自己的經濟理論，側面為他自己和歐萊雅在學術界和業界都樹立起了更專業的形象，例如他提出的「比例工資」思想(一種類似于按勞分配的方式)，當時還有許多企業嘗試過，雖然具體實施方法並不成熟，但仍影響到了許多管理學研究者。
很快歐仁舒萊爾就親自體驗到了**制度，因為你不過去，**就過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次年6月，巴黎淪陷，法國投降。
雖然德國人的屠刀似乎只對猶太人感興趣，巴黎人的生活並沒有遭到毀滅性打擊，但是戰爭期間的德佔區很快開始實行配給制度，別說是消費品的發展了，就連消費這件事都基本上不存在了。
然而就在一眾消費品工廠被強制改為戰爭物資生產廠或是直接被戰火摧毀之時，歐萊雅的營收卻在驚人地上漲。
盡管在之後戰後清算的過程中，歐仁舒萊爾反復聲稱自己並沒有與德國軍方發展任何關系，但有人認為，戰爭期間就算是為了維持工廠基本運轉，原材料的供給也必須依靠與南方維希政府(法國投降後由貝當元帥統領的偽政權)或德國人合作，更何況是業績還在上升的歐萊雅。
控訴者隨即拿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資料顯示，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的德佔期間，歐仁舒萊爾的公司向德國人銷售的總生意額中，歐萊雅自有品牌只佔2.37%;夢皂為13.86%;瓦倫丁為39%(瓦倫丁是1925年歐仁舒萊爾收入囊中的企業，從事速干油漆生產)。
不少人懷疑歐仁舒萊爾通過瓦倫丁的渠道在像德軍出售軍用油漆，而同屬化學工業的歐萊雅完全有能力做到這點，看上去歐萊雅和歐仁舒萊爾這次應該是在劫難逃了。
1948年對法國政治組織Cagoulards的審判，普遍認為歐仁舒萊爾與該組織有關聯，這一組織曾經在法國國內崇尚權威政治並從事暗殺行為，但二戰爆發後其中也有一部分改組為了法國抵抗軍組織。
但是緊接著發生的反轉讓所有人瞠目結舌，在庭審現場歐仁舒萊爾的形象瞬間變成了一個保護猶太人和幫助法國抵抗軍的愛國者。
首先是法軍相關的檔案中記載，從1940年8月到1941年3月，歐仁舒萊爾和他的兩名主要合伙人，用一份偷來的通行證給逃亡的法國士兵和消息傳遞打開了一條秘密通道，通過這條通道有大量的法國人姓名得保，而情報也源源不斷地傳遞出去。
直到1941年歐萊雅總部受到蓋世太保的搜查並抓走了這兩名合伙人，這條通道才被迫取消。
另外還有關于保護猶太人的證詞。瓦倫丁的原老板就是一名猶太人，在他的證詞中，是歐仁舒萊爾把他和他的妻子藏在自己的別墅里，後來又幫助他和公司里的許多猶太人同事逃亡到了瑞士，歐仁舒萊爾以此得到了一大批猶太人的支持。
保護法國人的證詞更加令人感動，在這份1946年由法國總工會代表和天主教勞工會代表聯合簽字作證的資料中，歐仁舒萊爾曾多次與德國官員談判甚至收買他們，來保護許多被強制征用的法國人免于勞役之苦，很快法庭便收到了許多來自這些法國人發來的信件，證明自己受到歐仁舒萊爾的保護而免遭厄運。
這還沒有完，原法國多姆山省的游擊隊長最後也站了出來，他表示歐仁舒萊爾一直與抵抗組織有來往，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歐仁舒萊爾為游擊隊提供了至少50萬法郎的經濟支持，在這筆援助的幫助下，有200多名集中營犯人被解救出去，數以萬計的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運往抵抗軍的營地，甚至歐仁舒萊爾本人還加入了抵抗軍所屬的組織。
歐仁舒萊爾對控告者的反擊上演了一出現實版《辛德勒的名單》，戰後清算不僅沒有傷害到歐萊雅，反而讓歐萊雅完成了在法國人心目中的救贖。
盡管批評他的媒體仍然可以找出理由來說明歐仁舒萊爾是個只是個精明的投機者和兩面派，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多數發生在戰爭後期，但是如果立體地去看待他的整個生平，其實歐仁舒萊爾最終仍是一個愛國者。
在他1941年著作《經濟革命》的結尾，他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需要有一個目標，即法國的繁榮與富強，所有法國人的幸福，要與嶄新的歐洲聯結在一起，要改變法國的精神面貌……」
這個在政治上態度激進，卻又略顯幼稚的男人，骨子里依然只是那個來自阿爾薩斯的面包師家的兒子，一個簡單而純粹的民族主義青年。
祖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屈辱戰敗，讓他在迷茫之中焦躁地尋求救國之法，而即便這個方法是來自于他們的死敵德國，即便這個方法需要讓他們放棄自己所信仰的自由與博愛，只要能讓法國重新強大，他都願意去宣傳並實踐。
不過好在他最終心底里的認同仍然是傾向法國的，而法國贏得了最終的勝利，阿爾薩斯也將重新回歸法國，也許此時的歐仁舒萊爾終于能解開心里的這道坎了，歐萊雅也終于可以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了。
1957年，歐仁舒萊爾結束了他傳奇而富有爭議的一生，享年七十六歲。他的女兒莉莉婭娜貝當古繼承了父親歐仁舒萊爾的遺產，並正式開啟了歐萊雅帝國化的征程。
含著金鑰匙出生的莉莉婭娜貝當古自始至終沒有過正式的工作經歷，從她自己的話來說，可能她唯一會干的活就是給瓶子貼標簽(15歲時的實習)。
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是個不學無術的繼承人，而要說莉莉婭娜貝當古到底從他父親那里學到了什麼，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熟練地掌握人情世故了。
這位被媒體稱之為歐萊雅「聖殿守護女神」的繼承者，在外界的眼中簡直就是奢華的代名詞，她對宴會和奢侈品的情有獨鐘一直持續到自己生命的盡頭。
在她塞納湖畔的別墅里終日是觥籌交錯和燈紅酒綠，那些舉杯歡慶的人群中永遠不少商界、媒體和政壇精英。而到了做慈善的時候，莉莉婭娜貝當古則是直接捐了一座島。她的生活與其說奢侈，不如用更夸張一些的詞︰「眾星捧月」。
這一切的背後與底氣自然是歐萊雅的迅速發展壯大。莉莉婭娜貝當古每日與各種精英與上層人士聚會，而公司的實際管理者們在兢兢業業地處理著他們制定的每一步計劃，而在這三十年里推動歐萊雅騰飛的，有這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職業經理人制度︰屬于貝當古家族的非家族企業
其實這一階段歐萊雅的成就並不是莉莉婭娜貝當古像她父親那般，憑一己之力打造的。
事實上莉莉婭娜貝當古和她父親都非常清楚，每個人都應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經營的權力也同樣應交給最有能力並值得信任的人。
這話與李志文信奉的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異曲同工。
歐仁舒萊爾在遺囑中說道，「將軍的子女未必能成為將軍」，而彼時掌控著整個歐萊雅的莉莉婭娜貝當古在十字路口處並沒有走錯這一步，她同意將公司的決策權力交給父親生前的得力助手弗朗索瓦。
在父親的葬禮上，莉莉婭娜貝當古主動請弗朗索瓦站在自己身邊，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用弗朗索瓦自己的話說，「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兩個人連同歐萊雅的命運便交匯一處了。」
歐萊雅所走上的是一條在當時只有概念存在，少有公司嘗試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職業經理人制度和繼承者培養計劃。
事實證明，法國人把君主立憲的思想都成功地應用到開公司上，從1957年莉莉婭娜貝當古接手歐萊雅，到目前為止，弗朗索瓦負責掌控歐萊雅的方向，而莉莉婭娜貝當古負責吃喝玩樂或者結交權貴。
而從結果上看，在弗朗索瓦任職的時間里，歐萊雅的年營收額從一點二億法郎上漲到了二十億法郎。
當然放下權力並信任外聘的CEO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一個與歐萊雅相反的例子是雅詩蘭黛。雖然同樣都是世界最頂尖的化妝品集團，但雅詩蘭黛是不折不扣的家族企業，蘭黛家族總共持有雅詩蘭黛集團超過87%的股份，集團高管幾乎完全由家族成員把控。
前CEO 萊納德蘭黛曾回憶自己卸任CEO並嘗試從外部聘請高管的時候，經常會與新CEO爭吵的場景，「以前我母親執掌公司的時候也會這樣，費勁了心機只是為了讓我們按照她的意思辦，但這些努力並非永遠都是有效的。」
如此來看，莉莉婭娜貝當古不僅放下了權力，還有負擔。
但不參與集團決策並不代表莉莉婭娜貝當古只是一個養尊處優的享樂者，事實上她與她丈夫的活動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歐萊雅的發展。
1950年莉莉婭娜貝當古與政治家安德烈貝當古成婚，後者在1954年到1973年間在兩屆法國總統、一屆總理的內閣中任職高位，並于1954年與1970年兩度代表法國政府訪問中國大陸，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這為後來歐萊雅率先進入中國市場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莉莉婭娜貝當古也是一樣，她所熟練掌握的人情世故和處事原則為歐萊雅換來了她接手歐萊雅以來多少年的和諧，使得歐萊雅不管在政治界或是商界里都有朋友，她與管理者之間永遠保持著友誼與信任，這也使得這家巨頭在此後的市場行動中永遠保持著團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