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哈登太太说已经按平时的份量送来了。”
得说明一下，哈登太太是个管家，这个女人很合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心意，两人的心一样都是铁铸的。
“啊，好吧，”坦普尔小姐回答，“我想我们只好将就了，巴巴拉。”等这位姑娘一走，她便笑着补充说：“幸好我自己还能够弥补这次的欠缺。”
她邀海伦与我凑近桌子，在我们俩面前各放了一杯茶和一小片可口却很薄的烤面包，随后打开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纸包，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大果子饼。
“我本想让你们各自带一点儿回去，”她说，“但是因为烤面包这么少，你们现在就得吃掉了。”她很大方地把饼切成了厚片。
那天夜晚，我们吃了香甜的饮料和食品，享受了一次盛宴。当她慷慨提供的美食，满足了我们的辘辘饥肠时，我们的女主人面带满意的微笑，望着我们，那笑容也一样令人愉快。吃完茶点，端走了托盘后，她又招呼我们到火炉边去。我们两人一边一个坐在她身旁。这时，她与海伦开始了谈话，而我能被允许旁听，实在也是有幸。
坦普尔小姐向来神态安详，风度庄重，谈吐文雅得体，这使她不至于陷入狂热、激奋和浮躁，同样也使看着她和倾听她的人，出于一种敬畏心情，不会露出过份的喜悦，这就是我此刻的情感。但海伦的情况却使我十分吃惊。
因为茶点振奋了精神，炉火在熊熊燃烧，因为亲爱的导师在场并待她很好，也许不止这一切，而是她独一无二的头脑中的某种东西，激发了她内在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被唤醒了，被点燃了，起初闪烁在一向苍白而没有血色现在却容光焕发的脸上，随后显露在她水灵灵炯炯有神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比坦普尔小姐的眼睛更为独特的美，它没有好看的色彩，没有长长的睫毛，没有用眉笔描过的眉毛，却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流动不息，那么光芒四射。随后她似乎心□□融，说话流畅。这些话从什么源头流出来，我无从判断。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这样活跃、这样宽大的胸怀，装得下这纯洁、充盈、炽热的雄辩之泉么？这就是那个使我难以忘怀的夜晚海伦谈话的特色。她的心灵仿佛急于要在短暂的片刻中，过得与众多长期苟活的人一样充实。
她们谈论着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谈到了逝去的民族和时代，谈到了遥远的国度；谈到了被发现或臆测到的自然界的奥秘，还谈到了书籍。她们看过的书真多啊！她们掌握的知识真丰富！随后她们似乎对法国人名和法国作者了如指掌。但最使我惊讶的是，这时坦普尔小姐问海伦是不是抽空在复习她爸爸教她的拉丁文，还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吩咐她朗读和解释维吉尔①的一页著作，海伦照着做了。我每听一行朗朗的诗句，对她也就愈加肃然起敬。她几乎还没有读完，上床铃就响了，已不允许任何拖延。坦普尔小姐拥抱了我们俩，她把我们搂到怀里时说：
“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孩子们！”
她拥抱海伦比拥抱我要长些，更不情愿放她走。她一直目送海伦到门边，为了海伦，她再次伤心地叹了口气；为了海伦，她从脸上抹去了一滴眼泪，
到了寝室，我们听见了斯卡查德小姐的嗓音，她正在检查抽屉，而且刚好已把海伦的抽屉拉出来。我们一走进房间，海伦便当头挨了一顿痛骂。她告诉海伦，明天要把五六件叠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别在她的肩上。
“我的东西乱糟糟的真丢脸，”海伦喃喃地同我说，“我是想把它们放整齐的，可总是忘了。”
第二早上，斯卡查德小姐在一块纸牌上写下了十分醒目的两个字“邋遢”，像经文护符匣一样，把它系在海伦那宽大、温顺、聪颖、一付善相的额头上。她那么耐心而毫无怨言地佩戴着它，视之为应得的惩罚，一直戴到晚上。下午放学以后，斯卡查德小姐一走，我便跑到海伦那儿，一把撕下这块牌子，把它扔进火里。她所不会有的火气，整天在我心中燃烧着，大滴大滴热泪，一直烧灼着我的脸颊，她那付悲哀的、听天由命的样子，使我心里痛苦得难以忍受。
上述事件发生后大约一周，坦普尔小姐写给劳埃德先生的信有了回音。他在信中所说的，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自述。坦普尔小姐把全校师生召集起来，当众宣布，对简·爱所受的指责己经作了调查，而且很高兴地声明对简·爱的诋毁己彻底澄清。教师们随后同我握了手，吻了我，一阵欢悦的低语，迥荡在我同伴的队伍之中。
这样我便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打算从头努力，决心排除万难披荆斩棘地前进。我拼命苦干，付出几分努力，便获得几分成功。我的记忆力虽然不是生来很强，但经过实干有了改进，而反复练习使我的头脑更为机敏。几周之后，我被升到了高班，不到两个月我被允许学习法文和绘画。我学了动词Etre的最基本的两个时态；同一天我作了第一幅茅屋素描（顺便说一句，屋子墙壁的倾斜度可与比萨斜塔相媲美）。那天夜里上床时，我忘了在遐想中准备有热的烤土豆或白面包与新鲜牛女乃的巴米赛德晚餐了，往常我是以此来解馋的。而现在，我在黑暗中所见到的理想画面成了我的盛宴。所有的画作都是出自我的手笔，潇洒自如的房屋、树木铅笔画，别致的岩石和废墟，克伊普式的牛群，以及各种可爱的画：有蝴蝶在含苞的玫瑰上翩翩起舞；有鸟儿啄着成熟的樱桃；有藏着珍珠般鸟蛋的鹪鹩巢穴，四周还绕着一圈女敕绿的长春藤。我还在脑子里掂量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把那天皮埃罗太太给我看的薄薄的法文故事书，流利地翻译出来。这个问题还没有满意解决，我便甜甜地睡着了。
所罗门说得好：“吃素菜，□□，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现在，我决不会拿贫困的罗沃德去换取终日奢华的盖茨黑德。
然而，罗沃德的贫困，或者不如说艰辛，有所好转。春天即将来临，实际上已经到来，冬季的严寒过去了。积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风不再那般肆虐，在四月和风的吹拂下，我那双曾被一月的寒气剥去了一层皮，红肿得一拐一拐的可怜的脚，已开始消肿和痊愈。夜晚和清晨不再出现加拿大式的低气温，险些把我们血管里的血冻住。现在我们己受得了花园中度过的游戏的时刻。有时逢上好日子，天气甚至变得温暖舒适。枯黄的苗圃长出了一片新绿，一天比一天鲜女敕，使人仿佛觉得希望之神曾在夜间走过，每天清晨留下她愈来愈明亮的足迹。花朵从树叶丛中探出头来，有雪花莲呀、藏红花呀、紫色的报春花和金眼三色紫罗兰。每逢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们都出去散步，看到不少更加可爱的花朵，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
我还发现，就在顶端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之外，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它广阔无垠，直达天际，那种愉快来自宏伟的山峰环抱着的一个树木葱笼绿荫盖地的大山谷；也来自满是黑色石子和闪光漩涡的明净溪流。这景色与我在冬日铁灰色的苍穹下，冰霜封冻、积雪覆盖时看到的情景多么不同呀！那时候，死一般冷的雾气被东风驱赶着，飘过紫色的山峰，滚下草地与河滩，直至与溪流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那时，这条小溪是一股混浊不堪、势不可挡的急流，它冲决了树林，在空中发出咆哮，那声音在夹杂着暴雨和旋转的冻雨时，听来常常更加沉闷。至于两岸的树木，都己成了一排排死人的骨骼。
四月己逝，五月来临。这是一个明媚宁静的五月，日复一日，都是蔚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轻柔的西风和南风。现在，草木茁壮成长起来。罗沃德抖散了它的秀发，处处叶绿，遍地开花。榆树、岑树和橡树光秃秃的高大树干，恢复了生气勃勃的雄姿，林间植物在幽深处茂密生长，无数种类的苔鲜填补了林中的空谷。众多的野樱草花，就像奇妙地从地上升起的阳光。我在林荫深处曾见过它们淡谈的金色光芒，犹如点点散开的可爱光斑。这一切我常常尽情享受着，无拘无束，无人看管，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这种自由与乐趣所以这么不同寻常，是有其原因的、而说清楚这个原委，就成了我现在的任务。
我在说这个地方掩映在山林之中，坐落在溪流之畔时，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舒适的住处吗？的确，舒适倒是够舒适的，但有益于健康与否，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是大雾的摇篮，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滋生地。时疫随着春天急速的步伐，加速潜入孤儿院，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五月未到，就己把整所学校变成了医院。
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所以大多容易受到感染。八十五个女生中四十五人一下子病倒了。班级停课，纪律松懈。少数没有得病的，几乎已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医生认为他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保持身体健康。就是不这样，也无人顾得上去看管她们了。坦普尔小姐的全部注意力已被病人所吸引，她住在病房里，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寸步不离病人，教师们全力以赴，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打铺盖和作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有些人死在学校里，悄悄地草草埋掉算数，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
就这样，疾病在罗沃德安了家，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房间里和过道上散发着医院的气味，香锭徒劳地挣扎着要镇住死亡的恶臭。与此同时，五月的明媚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洒向陡峭的小山和美丽的林地。罗沃德的花园花儿盛开，灿烂夺目。一丈红拔地而起，高大如林，百合花已开，郁金香和玫瑰争妍斗艳，粉红色的海石竹和深红的双瓣雏菊，把小小花坛的边缘装扮得十分鲜艳。香甜的欧石南，在清晨和夜间散发着香料和苹果的气味。但这些香气扑鼻的宝贝，除了时时提供一捧香草和鲜花放进棺材里，对罗沃德的人来说已毫无用处。
不过我与其余仍然健康的人，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妙动人之处。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早到晚在林中游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里就上哪里。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从不靠近罗沃德，家常事也无人来有问，啤气急躁的管家己逃之夭夭，生怕受到传染。她的后任原本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因此给得比较大方。此外，用饭的人少了，病人又吃得不多，于是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新管家常常没有时间准备正餐，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到树林里，各人找个喜欢的地方，来享受一顿盛宴。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儿立在小溪正中，又白又干燥，要淌水过河才到得那里，我每每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姑娘。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名叫玛丽·安·威尔逊，这个人聪明伶俐，目光敏锐。我喜欢同她相处，一半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一半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她比我大几岁，更了解世情，能告诉我很多我乐意听的东西，满足我的好奇心。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姑息，从不对我说的什么加以干涉。她擅长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就是得不到很大长进，也有不少乐趣。
与此同时，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足取，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安·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对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明白，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毛病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一样温柔，一样令人珍重。不论何时何地，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损害。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几周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认为肺病比较和缓，待以时日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好转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看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坐在回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