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按照别人告诉他的地址去了偏头家。
老蒋在这条街上转了两遍，也没找着偏头家。
马路边上蹲着一个小孩，老蒋走过去问他：“嗨，你知道偏头家在哪？”“就在这儿。”那小孩往身后一指。老蒋看到他身后是个澡堂子。小孩看见老蒋疑惑的眼光，又重新指了一下“那，旁边的……”老蒋这才看清，就在澡堂旁边，有个很不起眼的油漆都快掉光的三合板做成的小门。
老蒋上了几级台阶，敲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他用身子撞开那扇门。
从大街上一下站到屋子里，老蒋眼前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等到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周围的一切才慢慢浮现出来。房子里没有窗户，只有开门的时候，才会从外面透进一道光亮，房间只有六、七平米，一进门，就是一张小床，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小床后面是一个柜子，柜子把房子隔成里外两间。里面除去一张大床，就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了。昏暗中，老蒋恍惚看到那床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等到他的眼睛适应了屋里的黑暗，他看清了，床上躺着个人。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澡堂子滑腻腻的令人窒息作呕的蒸汽味。最里面是一个不到一米的小天井，实际就是小房子外面立起一堵墙，天井上面有一片被切割成巴掌大的天空，下面是一个下水道，澡堂子的废水冒着股股热气从这个下水道流走，怪不得屋子里一股浓重的澡堂子味道。墙上糊的泛着黄色的报纸，上面还有模糊的照片。报纸被澡堂子的热气熏得翻卷起来，露出后面班驳的墙皮。
老蒋的腿碰在了床上。“谁呀？”床上的人说话了。“啊，是我。我，我找偏头。”老蒋想同床上的人打招呼，可是实在是看不清她的脸，只能含糊嘟囔一句。
那女人慢慢起来了，趴在床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痰盂，开始拼命地往痰盂里咳痰。“喝喽，喝喽”的，直到喘得都很艰难了，那痰老也咳不上来。老蒋站在那，心里头好像也憋着口痰，喘不过气来。
门突然开了，偏头进来了。他看见站在床边的老蒋，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说完不等老蒋答话，转身把外面的一桶水提进来。他把水倒进门口的水缸里，听到床上女人的喘息声，从柜子后面的一个长条木板上模出个像别头的卡子一样的半圆的铁刮子，递给那女人，“给您。”女人接过铁刮子，伸出舌头，把那半圆的铁刮子从舌根处往外刮，舌头上不知什么黏黏糊糊像痰一样的东西被刮下来了，那女人舒坦了，不喘了，直起了身子。老蒋心里一阵腻味，匆忙把头掉过去。
老蒋估计，床上躺着的老女人肯定是偏头他妈了。
这难道能称为“家”吗？在老蒋的印象中，家，应该是齐全完整的，应该由住房、过道、厨房、厕所组成，而不是这么个黑糊糊的像个筒子一样的“过道”，还没走几步，就完了，到头了。
他觉得这个家就像是个纸糊起来的令人窒闷的盒子。
老蒋也去过班里其他同学家，有的家境也是非常贫寒，整个一个冬天，他看到班上一个姓贾的男生只穿一双露脚指头的破球鞋，连双袜子都没有，脚脖子上净是血口子，但是那些同学家再怎样还住在胡同里，还有个院子，最起码家里有窗户，有个做饭的小厨房或者是搭起来的小窝棚之类的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偏头家“开门见街”，一开门一步就迈到大街上，公共汽车一天就在他家的门前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要做饭就得把小煤炉子搬到门口，也就是在大街上做饭。去澡堂子洗澡的人从他家门口经过，顺便瞄一眼他家饭锅里的晚饭。
偏头家的水是从附近的自来水站拉回来的。用个木头做的小板车，车子很低，下面四个小轱辘，把筒盛满水以后，放在小车上拉回去。因为怕水洒出来，在水上面放一个小小的几根高粱杆编成的“排子”，“排子”放上去，水晃荡的不那么厉害了，也就不洒了。
直到这时老蒋才真正懂得“城市贫民”四个字意味着什么。真正的贫穷，穷得一无所有，毫无办法，穷得叫人恶心，穷得连阳光都是吝惜的。农村的孩子吃得不好，没坐过或是见过汽车，但是有阳光，有自由的风，凭这一点，他们就是幸福的。不用憋在那老鼠洞里，脸色苍白暗无天日地过日子。还有那公共厕所，每次胡同里的女孩子上厕所，都要先把裤脚高高地挽起来，用个别针别上，怕把她们的裤子溅上污物。不管干什么，梳头，刷牙、或者吃饭，她们都愿意从家里走出来，站在大街上，这样一边干着事，一边能见到阳光，她们宁愿呼吸着大街上夹杂着汽车臭屁的浑浊的空气，也不愿钻回小屋里去。至少是敞开家门，即使家中的贫寒窘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也不在乎。常听人讲某某的外号叫“站大街”，或者是“站胡同”，意思是有些女的一天到晚靠在家门的门框上不回去。现在才明白，门一关上，就意味着黑暗；门一打开，就是光明。
连苍蝇都向往光明，何况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