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北國，空曠、遼闊。朔風在原野間呼嘯，經霜的樹葉，在這寒風中猝然月兌落，在干燥的沙磧地面上旋轉、飛舞著。
唐康騎在馬上，舉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內，除了他身後綿延逶迤的使團，以及周圍護送的契丹軍隊，整個天地之間，竟似渺無人煙一般。只有幾只烏鴉落在遠處河邊的幾棵楊樹上，張開翅膀，淒涼的叫著雖然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北方度過，但對唐康而言，這種黑色的大鳥，始終是不詳的象征，這一點上，顯示著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這更讓唐康心里泛起一種蒼涼的感覺。
再走二十里，便是廣平甸契丹皇帝冬捺缽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終無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維。作為一個積極推廣漢化，銳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進一步強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這個皇帝卻始終未能徹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帶著自己的朝廷到處亂轉。這樣的統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為主之時，或許還並無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銳意變革之後，遼國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縣人口越來越多，此時還搞什麼「四時捺缽」，就顯得有點食古不化了。
當然，這只是契丹的內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國家，唐康只會幸災樂禍，絕不會有半點的同情與擔心。只是契丹的這種制度，對于各國的使臣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折磨。在各國流行互派常駐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時捺缽，亦意味著各國的駐遼使臣也必須每年跟著他亂跑。而對于唐康這樣的特使來說，則意味著他必須在寒風凜冽的季節，鞍馬勞頓，跑到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去拜會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罵著。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種興奮。
這一年是大遼太平中興十一年，大宋紹聖六年。時方三十六歲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績優異，累遷至武經閣侍讀、樞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遼，乃是為了與遼國談判，修改或終止由如今的兵部尚書章敦在六年前與遼國簽訂的「互市條約」。
熙寧十八年簽訂的那份條約，原本應當在去年五年到期後就終止，但宋遼雙方談判沒有結果，左丞相司馬光顧及兩朝交好，又做出妥協，令此議延長了一年。然此事卻在宋朝朝野招致極大的不滿，更鬧出不少風波，迫于壓力，兩府終于決定，無論如何，都必須修改或終止條約。這才差唐康為特使，出使遼國，向耶律浚表示誠意，並妥為解釋。
妥為解釋！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著。
說到底，這不過是司馬光的一廂情願罷了。自從紹聖三年，太皇太後下旨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後，七十多歲的左丞相司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紹聖三年，上表請求召回呂公著，但呂公著回京時，已是口齒不清，不到一個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後，他又請求召回文彥博，但文彥博堅拒不允，反而請求致仕，最後以太師、加兩鎮節度使致仕，隱居于洛陽。
僅以此一事，唐康便覺司馬光不及文彥博多矣。
這並非是因為唐康是文家的孫女婿，所以偏袒文彥博。便以與遼國互市條約之事來說，六年前簽訂此約，或屬迫不得已，然至紹聖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時的困境。
先是紹聖元年，宋夏議和。石越與司馬光一道，頂著國內反對者的壓力，遣蔡卞出使夏國，在黑水城與李秉常議定盟約，宋朝以允許秉常每年遣使祭祖、願意西遷的黨項貴人、開換互市、重新冊封李秉常為西夏國王、同意兩國互駐使節一共五項讓步，換取秉常向宋稱臣並采用宋朝年號。紹聖二年，王安禮與李憲又奉旨與西夏議定邊界，雙方並口頭承諾，秉常不再東向圖謀西夏故地，而宋朝則默認秉常兼並西域之行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經營西域，再無東顧之憂。而宋朝在全面收縮之戰略下，也樂得換取西北邊境之安寧，從此可以著力消化收復的河西之地，進一步鞏固在河西的統治。
這一策略效果顯著，雖然有情報顯示，在紹聖五年，已然兼並高昌、龜茲，並且數度大破黑汗，眼見著就要並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遷都高昌後，悄悄地恢復了年號。但是，這幾年來，宋夏邊境，卻是的的確確做到了和平相處。而其直接的結果，便是兩國互市規模不斷擴大，宋朝從河西至橫山、河湟，戶口滋衍，府庫充盈，阡陌相連，羊牛成群。而宋軍大量轉為屯田軍，不僅極大減輕了朝廷的財政負擔，連帶著讓陝西月復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後難得的休養生息時間。紹聖五年，朝廷更是在橫山、河湟、河西諸地，做了一件曠古絕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這些地區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戰爭的亡魂這倒並非沒有先例，但此後，石越又下令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醫治人畜，朝廷並為此撥出三十萬貫緡錢，購買草藥，賜予諸部落。
石越此舉，固然顯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關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間接展示了宋朝的財政狀況是怎麼樣的良好。
的確，時至今時今日，汴京的物價，仍然未能恢復到七八年以前的水準，但自熙寧十八年發行鹽債開始，盡管圍繞鹽債之事，爭議不斷，甚至偶有緊張之局面，但得到司馬光與王安石的鹽債，畢竟得以順利發行，朝廷得此巨額資金，不僅可以為交鈔、錢莊存款提供擔保，而且還幫助朝廷度過了財政困難之時期。
在交鈔與錢莊穩定之後，盡管很快海外之凌州與金州又發生了戰爭，但原本預期將慘淡經營的海商與東南作坊，卻也因為封建，獲得了新的機會。自熙寧十八年開始，每年都有不同數量的宗室之藩，他們在汴京與杭州大量變賣資產，以購買需要的物品，並募集人才與勞動力，大宋朝一百余年來宗室的財富積累，在幾年之內，幾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場，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與杭州的交易活躍繁榮，由此帶動的一個個地區、行業的繁榮，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國後，為籌措最初的資金，諸侯們更是不惜大量的出賣利益，從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務關稅，到開放礦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當為佣兵，替他們征服夷人，然後諸侯與佣兵們坐地分成，分享賦稅
海商們在諸侯國或身居要職，或與諸侯們分庭抗禮，但多數人仍然甘願當宋朝的臣民，他們也給宋朝朝廷帶來了可觀的稅收。紹聖五年，朝廷在市舶務關稅、海外商品禁榷專賣兩項收入上，便超過了一千萬貫緡錢。而這，還是在宋輦交惡，東西商路幾近斷絕的情況下取得的。
東南諸路更趨繁榮，不僅兩浙、福建諸路遠勝舊觀，湖廣四路的戶口、墾田數、糧食產量、稅收，更是逐年增長。而益州路歷五六年之休養，亦已漸漸恢復元氣。在劃定蜀幣區、禁軍大舉北撤後，益州物價漸漸平穩，此後五年間，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著紙幣，至紹聖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來反比以往作為鐵錢區時更加樂觀。雖然朝廷仍未開放蜀幣與交鈔之兌換，人們出入益州，攜帶錢鈔無用，只能帶貨物或者黃白之物，但這與以往實施鐵錢區時一樣，貨幣的不能通用，反倒促進了益州與外界的貿易。而蜀幣作為鐵錢所沒有的優點是，發行蜀幣成本遠遠低于鐵錢，而鐵錢易于盜鑄，攜帶不便，蜀幣則反而盜印不易，攜帶方便。五年時間，不僅益州軍民早已接受蜀幣，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貫蜀幣甚至能換到一貫二十文的交鈔。也就是說，在實際上，蜀幣比交鈔更值錢。
的確，益州的自我恢復能力是驚人的。只須朝廷安分下來，百姓就會扛起鋤頭，自己養活自己。陳元鳳在益州，只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剿撫並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盜賊，並因此升任轉運副使。
叛亂的西南夷在幾次主動出擊騷擾皆被王厚、慕容謙擊敗後，很快便不敢再挑釁宋朝。眼見著一兩年間宋朝都未來征討，這些叛亂的部落順理成章的又重新開始了互相之間的仇殺，在陳元鳳、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的暗中挑撥、收買、分化之下，三四年間，這些部族要麼重新歸附宋朝，要麼早已將項上人頭，懸在了戎州的城門之上。
紹聖五年，陳元鳳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狀，請求朝廷允許他發益州之兵，清算當年西南夷叛亂時的領頭部落，乃至要懲戒後來曾經接納過某幾個部族投附的大理國。
在司馬光做主的政事堂，這份奏狀當然不可能被采納。為了怕陳元鳳惹是生非，司馬光干脆將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歷練」為名，升任河北路學政使。
紹聖五年的司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馬光。無論他做什麼事，兩府都沒有人會反對。
在這一年，朝廷如約贖回了批五年期的鹽債，沒有一文錢的拖欠。舊黨中與司馬光漸漸疏遠的那群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將此視為自己持續五年抗爭的勝利，宣稱朝廷只是勉強做了件理所應當的事，但大多數人，要麼沉默不語，閉上了嘴巴，要麼公開轉變態度，贊揚司馬光。
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唐康在心里面憤憤不平的想道。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
其實誰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東南之鹽債、封建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舊黨們記不起遠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將石越的功績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看來，這一切的關鍵，全在于當初司馬光堅定的了石越。
世間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誕可笑。
所以，這一年，司馬光的威望達到了頂點。
但紹聖五年的司馬光，亦是暮氣沉沉的司馬光。
這位七十多歲的司馬相公，已經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務，幾乎全部是由石越與範純仁主持。而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則是拒絕了陳元鳳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狀，駁回了文煥、薛奕請求西征注輦國的奏狀，默認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復年號，委曲求全的繼續執行與契丹這份早應終止的條約！
他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發行五百萬緡新債券，用來籌措資金，修復陝西的灌溉水道。紹聖五年，朝廷國庫倒並不缺錢，只不過石越與兩府皆認為國庫里應當多留一點積蓄，以備不時之需，而直到那時候，在究竟應當繼續回收交鈔，還是可以適當再發行一些交鈔之間，兩府依然拿不定主意。這一點上，每個人都是驚弓之鳥，不管食貨社提出多少理論，太府寺怎麼進諫，甚至連石越都固執的認為，在國庫儲備的金銀銅與發行的交鈔最少達到一比三之前，絕對不宜再發行交鈔。司馬光顯然也持這種心理，于是。發行適度的債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兩府的。
總而言之，司馬光依然抱著他熙寧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變。只要沒有人來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興起一絲半點的邊事，無論那對宋朝有利還是無益；只要財政不出問題，他便希望將當前的政策繼續維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險政策出現
但是，司馬光甘心如此，可並不代表這個國家甘心如此！
這不是一個安靜的時代。
亦不是一個屬于七十多歲的老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