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紅三方面軍各部加強整訓和物資準備的同時，總指揮李劍生又做了兩件事。一，便是大弄人才。或是他自己親自出面、又或是讓各級主官出面，紛紛在根據地各地招聘人才。包括能夠制造火藥和槍支的匠師，會織布的巧婦，識字的伙計，有技術的民間醫生，等等，都紛紛做工作找過來，然後按部就班地編入各對應部門。二，便是大招新兵。按他自己的理解，自己所部的長征，那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與其讓這些年青人留給國黨部隊，不如先期招走。
不得不說，何長明為首的蘇區zf，以及李劍生為首的紅三方面軍，在這個根據地的影響是巨大的。僅僅一個多月，到得1934年8月中旬，李劍生各部便招收到大量新兵。當然，這中間包括了很多的專業人員。李劍生大喜，按原計劃分別編入各部。至于新兵，在整個根據地又招收到4000多人。李劍生也一並編入近衛師。至此，劉立民的近衛師總編制達到10個團。李劍生讓劉立民將這些新兵和老兵打亂混編，然後立即投入到整訓中。他知道，給他的時間越來越少了。還好，因為此前的繳獲令人驚喜，戰士們基本上都做到了人手有一支武器。
不過，最讓李劍生想不到的是，8月初，那個商人商其德，竟然親自找到他。因為一直受到他的支持，李劍生親自接待了他。原以為又是給自己部隊送來了糧食或是藥品，後來才發現，商其德這次送過來的，卻是一個大活人！而且是一個美麗的大活人！
這個美麗的大活人不是別個，卻正是他的女兒商芷媛！
這當然讓李劍生大為驚訝！
要知道，他的部隊中，倒不是沒有大學生，但數量卻著實是少，而且全部是男性，且多為技術人員。商芷媛則是眾所周知的女大學生！他有些弄不明白，商其德怎麼會有這種想法，讓自己的女兒參加紅軍！因為，在他李劍生看來，就憑眼下的環境，這位商人應該沒有這樣的覺悟！當然，若商芷媛真的參加，他當然是歡迎的。
細細一交流，才知，卻是自己部隊的行動感染了商家。商芷媛自己要求加入紅軍部隊的。當然，征詢父親的意見時，商其德初時猶豫，後來想通了一點，不但同意、而且很支持，這才有了今天的情形。李劍生見他們父女倆都同意，那當然好，便讓勞玨和沈鶯將商芷媛接了下去安排，然後親自送商其德離去。望著商其德的背影，李劍生很是感嘆，要知道，自己部隊有女大學生來，那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至少可以證明自己部隊的做法是不錯的，連這樣的人物都來了。又感嘆，這商其德真是難得的開明人物，這麼樣地幫自己的部隊。
這里，卻不得不說，李劍生有些托大了，因為在這一點上，他有些誤會商其德了。事實上，商其德幫李劍生，一方面當然還是感恩，二方面他確實能從李劍生手中賺到錢，三方面他也確實比較開明。不過，他再開明，卻也並沒有開明到讓自己的掌上明珠參加紅軍部隊來。只是，自己女兒提出意見後，做商人出生的他認為，李劍生所部不圖錢財，則「必有大志」，遂同意下來。在這里，這個商人出生的商老板，多多少少有些古時候呂不韋「戰略投資」的意味！當然，他女兒在這個方面與他是不是一條心，那就不曉得了。
就在商芷媛加入李劍生部不久，商芷媛的幾個同學，也受商芷媛的邀約，積極加入李劍生所部。至于根據地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女大學生、女中學生加入。李劍生一听，正好，便讓將這三十多名女大學生和女中學生統一整編，成立紅三方面軍軍政學校，由這些人擔任教員，負責對方面軍各級指戰員進行教學。當然，李劍生打算成立的方面軍藝術團，也將由這些人充任。
事實上，這些女大學生是第四批加入李劍生所部的女性戰士了。第一批，便是勞玨等20多個瑤家阿妹了，現在全部成了野戰醫院忠實、能干的護士了。第二批，便是加入到被服廠的婦女同志。這一群人，大多有紡織、浸染的技術，是李劍生特招的，共160多人。第三批，便是李劍生所部招收的女兵。這些女兵是武裝型的，與男戰士一樣佩帶武器，並可能參與作戰。這些女戰士共有120多人，大多是跟著丈夫、又或是父親一起參加紅軍的，另有一部分是普通農婦。來自後世的李劍生沒有偏見，又相信毛偉人「婦女能頂半邊天」，便也熱情地接待了，並統一編為娘子連，直接隸屬于警衛團。李劍生的方面軍警衛團本就是加強團編制，這一回新招了一些兵，又加編了一個機槍營，這次再加編了一個娘子連，整個一旅級單位了。不過，李劍生仍舊稱為警衛團。
至此，李劍生所部，女兵達350人，如果再加上一部分也在部隊的其他紅軍將領的妻子，女兵總人數達到驚人的380多人！當然，這些紅軍將領的妻子全部在後勤戰線，包括被服廠、武器研制所和炊事班。
不說李劍生各部在加緊整訓和物資準備。卻說中央蘇區的日子，按歷史上的軌跡正常發展，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使整個蘇區和紅軍的方向出現問題；大量優秀的指揮員在「肅反」中被錯殺，紅軍的實力大不如前；作戰指揮的「短促突擊」讓大量的紅軍戰士以劣勢裝備直接與精銳的敵人打陣地戰，傷亡慘重；又因為圍剿的國黨部隊采取的新戰術，讓蘇區的日常供應幾乎枯竭，包括戰略物資奇缺；蘇區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風腐化、辦事方法簡單粗暴，破壞了紅軍的整體形象，使一些老百姓離心。如此，在經過長達一年時間的戰爭後，至1934年9月，紅軍付出重大傷亡後，仍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
就在這個時候，一份關乎紅軍生死的絕密情報擺到了紅軍總政委周偉人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