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簡稱「青年黨」）于1923年的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發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魯之、李不韙、張子柱等12人。成立會議確定了該黨的宗旨——「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此後數十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宗旨一直被青年黨堅持了下來。
在政治理念上與中共分庭抗禮
追溯**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出現，有跟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意思。創始人之一的陳啟天，晚年在台灣如此回憶︰
「自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有志青年雖熱心愛國運動，但並不熱心政治活動。至民國十年七月，共產黨依照蘇俄及第三國際的指示，秘密成立，並多方展開赤化的政治活動。中共始而在‘少中’會內進行赤化，繼而決定加入國民黨，掛羊頭賣狗肉。國民黨也開始聯俄容共，使中共得一發展的機會，于是從前熱心愛國運動而不熱心政治運動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設法抵制赤化的政治運動。」
青年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這種對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分裂。青年黨領袖、創始人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者與骨干分子。學會的宗旨，本來是倡導從事社會改造、遠離現實政治的，但到了1921年前後，會員內部對是否參與現實政治，已出現了嚴重分歧；對如何參與現實政治的分歧則更大。青年黨創始人李璜，日後如此回憶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響，除少數會員仍抱不問政治，專攻學術的態度，如王光祈、周無等人外，大多數的會員均因對改造中國觀點的不同，而有了分歧，這種分歧，最早見于李大釗與曾琦的通信討論，李主張，中國問題為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現刻國際形勢而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只是理想，絕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後來被簡化為「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當日，以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深受蘇俄影響，認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要想擺月兌外遭強國壓迫、內有軍閥為禍的命運，必須鏟除國內一切的剝削階級，參與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去，用李大釗的說法，是必須依靠俄國的力量，因為蘇維埃俄國「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看來，將中國革命的命運寄希望在蘇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為任何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都必然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所謂真正的國際主義，並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國體與青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反對「階級本位」，而呼吁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李大釗、鄧中夏們的「共產主義」，很難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與惲代英、張聞天、沈澤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據學會成員方東美回憶，「當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來、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周恩來等人有《赤光》半月刊為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周報；雙方大致同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周報，以抗衡中共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
這種長期的理念對抗，在某種程度上，掩蓋掉了**真正的政治訴求。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度被扭曲解讀成「對外反對蘇聯，對內反對中共」。這種理解，完全背離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開表述。曾琦作為青年黨黨魁，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甲)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為有背于國民之公意、有害于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干之國賊，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蘭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願；9，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
「(丙)強權之定義︰強權者何？即以種種壓力強加于個人或國家者是也。其方法有為「直接的」或「間接的」，吾人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有自稱為列強之英、法、日、美、意諸國，最足以為強權之注腳。蓋其侵凌弱國，有如虎豹之對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強權之種類，大別為下列四種︰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佔領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國化的教育是)；3，經濟侵略政策(如掌握經濟命脈之關稅鹽稅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是)。（引自曾琦《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
從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實看不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建黨宗旨，有專指蘇俄和中共的意思。不過，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約500字的篇幅，詳細講述了青年黨與共產黨在「外抗強權」問題上見解的不同︰
「所謂‘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產主義之蘇俄發出，……而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則萬萬不能與之苟同，其理由第一、為吾人認定列強之對華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當分別對付，如土耳其之所為。斷不能同時反對，遵蘇維埃之號令。第二、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為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羈絆之際，恐無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僅以打倒資本帝國為號召，萬一世界上有非資本帝國而以武力臨我者或據我之領土或強我奉號令，彼時吾人將何辭以對？故不如改為‘外抗強權’，表明吾人但求‘保護本國’，並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壓力相加之強權國家，不問其為何種制度，吾人皆當依‘民族自衛’之原則，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則國家主義者之天職也。」
20年代︰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黨外無黨」
這種「國家主義」立場，決定了新生的青年黨，不僅不可能與共產黨走到一起，而且與正在實施聯俄聯共政策的國民黨，也無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孫中山自廣州北上路過上海之機，曾前往會見，「勸其中止聯俄聯共」，但雙方「辯論久之，不歡而散」。稍後，另一黨魁李璜又組織了一個「北京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號召反對日俄出兵東三省和反對蘇聯驅趕華僑，結果開會期間又與國民黨及共產黨發生了嚴重肢體沖突。不過，總體上看，青年黨對國民黨的態度，要遠遠好于對待共產黨。黨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黨（對國民黨）除掉提攜共產黨與聯俄一點曾有過批評外，實不曾懷過半點敵意。」
但即便如此，當國民黨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後，青年黨的機關刊物《醒獅》周報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黨人在各地的活動也被積極壓制。這種結局，與青年黨不願被國民黨合並，而必欲保持自己獨立的政黨地位有關。陳布雷曾游說青年黨加入國民黨，1927年7月，青年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專門討論是否要加入國民黨，會議結論是︰「宜與國民黨合作」，但是國民黨必須取消一黨專政，以便青年黨發展成健全的在野黨。
會議發表了青年黨《對時局的宣言》。該宣言猛烈攻擊國民黨所竭力標榜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稱「黨外無黨」的主張，不符合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和世界政黨政治的潮流；「黨內無派」則與國民黨派系林立的實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說道︰
「專制政體，無論何種屬性，何人當權，根本阻礙自由思想，違背平等原則，破壞博愛精神，使人民失自動的能力，文化受無理的阻礙，國家因之衰弱，社會因之凝滯。舉凡政治家，無人敢說專制政體較民主政體更好的。而國民黨假借‘訓政’這一巧妙的名詞，為施專制之護符，是決不能加以贊同的。因此，國民黨必須取消一黨專政和黨外無黨的口號！」
此次會議之後，《醒獅》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獄。1928年8月，青年黨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公開喊出了「打倒一黨專政的國民黨」的口號，曾琦在會上公開質問國民黨︰「一黨專政與天下為公之旨有無沖突」、「訓政制度與滿清立憲有何區別？」曾琦說，一黨專政有三大弊端，「一則無在野黨之監督，而本身有易趨于腐化之勢」；「二則功利之徒紛紛趨赴，使黨內分子復雜，派系愈多」；「三則正直之士斷難屈服，為貫徹七所信之主張計，必相聚而自成一黨。不能公開則出以秘密，不能決勝于議院，勢必決勝于疆場，此所謂逼朋友為仇讎，化溫和為激烈，徒自種荊棘以障礙成功而已！」
曾琦還說，國民黨以「人民程度太低」為由拒絕實施憲政，實屬謬論。以前的清末立憲黨人如此說，後來袁世凱也如此說，如今以民主自我標榜的國民黨也如此說，「這不啻視我四萬萬人為阿斗，自居于諸葛亮的侮辱國民的言行。」
抗戰期間︰一面與國共兩黨捐棄前嫌，一面呼吁憲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青年黨人受其「國家主義」信仰的驅動，積極投身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中，青年黨組織了240余人的青年鐵血軍支援吳淞戰場，此役，該黨黨員、十九路軍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因抗敵有功而名揚天下。長城戰役期間，青年黨黨員參加義勇軍而犧牲者達700余人。青年黨黨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東一帶親身從事抗日活動。李璜一度辭去所有青年黨黨內職務，專門辦理東北義勇軍事務，並成立了**抗日義勇軍總部。李璜多年後回憶︰若無胡適先生的幫助，身為「抗日義勇軍首領」的他，差一點在北平被日軍捕獲。
戰場之外，青年黨在輿論上繼續批評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將其看作實現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礙。但青年黨對國民黨的整體態度，已由反對轉向了合作——在黨魁曾琦看來，國民黨握有國家政權，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國家政權，青年黨也就不能不與國民黨合作，不得不從反對者變為「諍友」。這種轉變，可以1934年曾琦讓左舜生上廬山與蔣介石面談為標志。到1936年，兩黨的關系已相當融洽——史料記載，東北軍中級軍官中的青年黨人，曾給曾琦寫信，密告中共與東北軍、西北軍已經在西安組成了倒蔣的「三位一體」聯合陣線；曾琦得信後曾派李璜第一時間趕往洛陽，勸阻蔣介石的西安之行，「勸其萬勿忽視，恐生肘腋之變」；西安事變後，曾琦及青年黨又堅決地支持蔣介石，譴責楊虎城、張學良。1937年春，青年黨三巨頭「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會晤蔣介石，長談三日，兩黨的合作關系進一步鞏固。
合作之外，青年黨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批評並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論實行憲政之時期與國民大會之性質》，再次反駁了國民黨的「人民程度不足說」、「訓政工作未完說」、「軍事時期不宜說」。1941年，青年黨作為「三黨三派」（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鄉村建設派、職教社、無黨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組織力量，又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登社論，稱贊曾琦等人的民主、憲政訴求，社論說︰
「最近曾琦、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張瀾先生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雙十節他們發布了綱領，其中強調指出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這是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推動，民主運動得此推動，將有更大的發展，開闢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青年黨認為「民盟」已成為中共的傳聲筒，選擇退出，單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會上，青年黨獨自提出三大提案︰1、改革政治制度實行政治民主化；2、停止軍事沖突實行軍隊國家化；3、和平建國綱領。
這一時期，為實現全民聯合抗日，青年黨也主動調整了與共產黨的政見對立。對此，中共也有著清晰的感知，1936年8月5日，《中央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說︰「歷來同我們的黨，處在最尖銳對立地位的最右傾最反動的國家主義派中的進步分子，現在竟把他的兩個口號，加以新的解釋，即‘外抗強權’不是指蘇聯而指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內除國賊’不是指共產黨，而指的是真正的漢奸賣國賊，如果他們實際的真像這樣的話，國家主義派將不是我們的政敵，而是抗日戰線中的同盟軍。」
1945年12月，青年黨在重慶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鑒于日本已經投降，大會對青年黨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字樣，更改為︰「本黨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則，內求統一與自由，外保安全與獨立，以建設全民福利的現代國家，並促進平等合作的世界為宗旨。」會議結束後，青年黨發布《宣言》，稱︰
「本黨自來所謹守的最高原則，為國家主義，民主政治。……國家不是任何個人、黨派或階級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個總體。……國家必須是全體民眾的國家，由全體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國家，而不是任何少數私人或集團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才能盡了國家所應盡的責任，而獲得全民的擁護。在這個觀點之上，我們強調‘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協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國家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