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家自沉萬三時代，便聚集了大量田產，整個江南地區，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良田是劃到沉家的名下，而且沉萬三是依靠番商起的家，產業並不只局限于江南地區，北方，沿海，皆有產業。
而如今的商賈，賺了錢做什麼？
他們又不用燒錢搞研發，也沒什麼奢侈品，供他們消費，因此這些賺來的錢，全都購買了土地。
這也是千百年來所有生活在這片于地上的人的一貫習性，似乎無論是什麼東西，都遠不如土地能給他們帶來安全感。
可現在，若是真的攤丁入畝，那對于名下有大批田產的沉家，絕對是一場噩耗。
而類似沉家一般的富商同樣不在少數，不少人以沉榮馬首是瞻，皆都想讓他尋個法子，看看能不能花錢在朝中疏通一下。
花再多的錢都成，百萬兩千萬兩他們都掏的出來，畢竟攤丁入畝的政策，這可是要絕了他們的根。
畢竟他們說是商人，可是歸根結底，他們依然也只能稱之為封建地主階級，遠遠達不到資產階級。
而攤丁入畝之策，便是直接觸動了地主階級的核心利益，他們自然要有所動作。
甚至于，因為現在天下剛定，且無論是北方還是蜀地滇南等地方，都尚未安定收復下來，這些地主們聚集在一起，難免還有一些別樣的心思。
不少人都在竄動著沉榮，讓他出個頭，大家便揭竿而起。
莫要以為這些地主的反應有些夸張，階級之爭，向來便是要流血的。
歷史上，雍正施行攤丁入畝的前身，其實就是明朝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嘉靖時期，已經是王朝末年，土地兼並嚴重，又加上黨爭，那些地主們早就通過賄賂的方式，達到了「不當差、不納糧」的程度，這些義務和稅賦全由百姓們承擔。
另外，除了各種雜項外，百姓們還要繳納「丁銀」也就是人頭稅，這就進一步造成了貧富日益分化，災荒年月一來，貧民要麼賤賣土地，要麼借高利貸，最終的結果就是土地兼並更加嚴重，惡性循環。
且又加上因為而因為舉人、官員，極其家人們，包括他們的奴僕都是不用納稅不用服徭役的，因此許多百姓為了避稅紛紛將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士紳們，或是干脆賣掉土地，甘心給士紳們當佃戶，還有的則干脆逃荒，找地方當起了隱戶，以此躲過政府的監管。
據統計，在明朝人口巔峰時期，起碼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遺漏于政府記錄之外，無法收上賦稅。
這造成的結果嘛，也很簡單，無非就是朝廷收不上稅，國庫空虛。
當時的張居正便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了‘一條鞭法’的改革措施，這其中關于土改的內容便和攤丁入畝十分相像。
而這一條鞭法的改革，成效也十分顯著，成功將大明國詐續了幾十年，但可惜的是，張居正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的新政得罪了多少人！
當時的張居正便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了‘一條鞭法’的改革措施，這其中關于土改的內容便和攤丁入畝十分相像。
而這一條鞭法的改革，成效也十分顯著，成功將大明國詐續了幾十年，但可惜的是，張居正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的新政得罪了多少人！
在地主階級有意的經營下，當時的整個朝堂其實都已經被滲透，所以整個新政，在張居正去世後，便瞬間崩塌，人亡政息。
明神宗朱翊鈞在大臣的教唆下，官蔭贈謚削除了，兒子們的官職也褫奪了，遼王妃的一句「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喚醒了神宗骨子里小農的貪婪，不曾犯「謀反，叛逆，奸黨」的張家也被查抄。
而現在，明朝初立，朱元章有一直未曾放權，地主階級根本沒有滲透進朝堂之中，能得到一些消息，已經是實屬不易，自然無法像是後世明朝末期那樣，凝聚起力量對抗新政。
現在的地主階級不像歷史上那般強勢，但毫無疑問，現在他們的膽子無疑更大，他們現在竟然想要造反！
當然，膽子雖有，卻也只是嘴上說說，他們要是真有這個魄力，在元朝的時候他們就不該是地主，而該是門閥了。
所有人都想推舉沉榮來主事，讓他拿下個章程，是造反也好，賄賂也罷，反正是不能讓攤丁入畝之策順利的實施。
但是沉榮能有個什麼辦法，朝中有沒有門路，自家里更是麻煩事一大堆，至于造反這個選項，他一開始就沒有在腦子里存在過。
思來想去，無非還是老一套，開始到處在民間宣講朱元章麻木不仁，殘暴昏用，想要用民意來給朱元章施壓。
這一幕，其實在歷史上雍正施行攤丁入畝的時候也發生過。
清承明制，一直以來清政府收稅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還是像明朝那樣對百姓征收田賦和丁稅也就是人頭稅，收人頭稅的時候，你家里有多少人，就按每個人多少錢乘以人數來交丁稅，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是繳納一樣的丁銀。
富人和窮人繳納一樣的丁銀，廣大的貧民們明顯負擔更重，而富人卻不會有什麼感覺，小戶人家，家財不豐，又因為人多地少，會逐漸付不起丁稅，也就甘願賣了土地去給地主當佃戶，甚至被逼得賣田賣身、溺死嬰童。
結果依然還是土地兼並，甚至于清朝時的土地兼並比明朝還要嚴重，明朝時至少撐到了後期方才如此，而清朝，早在康熙年間，土地都逐漸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並問題開始變得嚴重起來，土地年年兼並，貧富日益不均，農民人口增長，但手中卻沒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無田者十九。」
于是到了雍正上位，立刻開始了「攤丁入畝」的改革，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明朝沒有堅持下來的政策，在雍正這里，完整的實行了下去。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頭收稅的舊法，改為按地收稅，進行大規模檢地運動，核田歸稅，將歷代相沿的田賦、差役和丁銀等項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賦，實現了真正的一條鞭法，並宣布「永不加賦」，這樣就等于將流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廢除了。
浙江《嘉興府志》上評價說︰「田畝起丁（攤丁入畝），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而攤丁入畝之策，初一施行，便成效顯著，從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財政增長了近十倍。
當然，雍正雖然將此法推行了下去，但同樣也被所有士大夫群體所仇視，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們的一致抹黑和栽贓，導致雍正的名聲非常不好。
雍正加在康麻子和乾隆之間，論功績，可以說是這三人中最大的，但是在後世的評價，可能還比不上好大喜功到已經可以稱之為昏庸乾隆。
這其中，當時清朝的士大夫群體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而現在，無非是歷史提前重演了一次罷了，地主們想要用民意裹挾朱元章，讓其攤丁入畝的政策無法順利施行。
可結果，地主們卻發現，往日里那些極為好蒙蔽和裹挾的百姓們，突然好像聰明了，無論他們說什麼，如何鼓吹攤丁入畝不如人丁稅，給朝廷繳稅不如把田地投獻給地主，他們必然善待佃戶，百姓們依然不為所動。
到了這個時候，地主們才算是真正的慌了。
幾番探查之下，那份早已風靡了整個江南直隸地區的報紙，悄然出現。
報紙經過這麼久的發酵，早已不再是局限于應天一地，整個江南地區皆有販賣，但是這其中自然也有盜版的功勞。
李洪也不甚在意，在不擴大印刷廠的情況下，供應應天府每周兩期，一期二十萬份的印刷量已經是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