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善于種田的、亦或者不善于種田卻願意付出努力的老百姓，只要不遇到天災，在益州，官府每次收取到了足額的田賦之後，百姓們因為這種新的固定田賦的緣故，手中剩余的糧食會過往的那種陳腐的比分成式的田賦收取方式下多很多。
但若是懶漢，或者不善于種田、又不肯付出努力的百姓，就比如那些游手好閑，喜歡在家鄉偷雞模狗之輩，自然得不到心稅法當中的好處、
而金玨治下的益州，官府只會在田地歉收時，適當少收取一些田賦，但是，當哪家哪戶的田地在獲得豐收的之後，當地官府卻並不會因為眼紅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多收哪怕任一不違法的百姓手中的一粒糧食的田賦。
在金玨主政益州的這一年當中，益州和士人和部分百姓們都開始察覺到，在金玨治下的益州，官府實施的律法基本上都是在完全依照漢律，而在執法和判案的過程當中，非常嚴格，但是，這里的‘嚴格’只是相對而言。
對于益州境內的世家，或者郡縣兩級主官，所實施的律法可謂是嚴苛到了極致。
用兩句話來概括金玨的施法理念︰
凡是益州境內的百姓，犯了殺人罪，哪怕是出身世家的子弟，殺得也只是過往在他們看來比家中的豚犬強不了太多的佃戶或者普通百姓，楊沛以及金玨任命的其他郡縣主官，基本上全都判了死罪。
這其中，就有人違背了金玨的施法理念，在判案的時候，為了顧全益州本地世家的面子，輕判或者居然將犯案直接當堂釋放了。
由此，對于敢如此頂風作案的官員，處理的方式在第二句施法理念當中。
凡是益州境內的郡縣兩級官員，貪贓和枉法，視情節嚴重程度，最高可判斬立決，家人充作奴婢。
沒有看錯，在金玨治下為官，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因為在‘撒豆成兵分計劃’當中，金玨‘縱容’手下的將領在益州境內大肆屠殺益州本地的世家，導致他在成功奪取益州的控制權之後，益州本地那些當過君縣兩級的官員以及各地的世家，都不肯為金玨效力。
其中就包括歷史上同黃權一樣，在劉璋主動開城投降劉備之後，才打開涪縣城門，向劉備軍納降的蜀漢中前期重要大臣南陽人王連。
歷史上，這個王連雖然在蜀漢存在感並不強，但是，他卻有一個能力——人鑒能力，他在蜀漢被任命為司鹽校尉，負責蜀漢鹽鐵的經營調度的時期，為蜀漢大力發現並選拔一批優秀人才作為部屬，如呂乂、杜祺、劉干等人，尤其是這三人後來全都蜀漢中後期治政方面的重要官員。
像呂乂，後來代替董允擔任了尚書令一職，要知道，在東漢時期，三公只是擺設，而真正被皇帝所信任，掌握朝廷實權的官員，就是尚書令，以及尚書。
其實，後世所謂的隋文帝楊堅創立的三省六部制度，在東漢時期已經具備了雛形，就連六部的尚書，在兩漢時期已經有了比較相似的稱謂。
金玨原本是極為看中和看好這個王連的，只是讓金玨沒有想到的是，這個王連非常不給他面子，在卸任梓潼縣縣令之後，王連既沒有出益州跟著劉璋去荊南，繼續為劉璋效力，也沒有返回南陽老家，反而是學著任安的樣子，干脆就將家從成都城內直接遷到了梓潼縣城外的山中隱居了起來。
王連這樣的選擇，在金玨看來，很中二，很不可思議。
但是，楊沛卻為金玨解了惑。
金玨畢竟是穿越者，以他後世人的思維自然是無法真正理解這個時代士人，尤其是那些有見識，且有個人堅持儒生們的想法。
楊沛的施政理念雖然非常接近金玨，畢竟，在歷史上，在曹操手下，他就是以執法嚴厲，被視為魏國的酷吏，但是，說到底，楊沛其實也是一個儒生，即便他出身寒門，內心當中直到現在也都還是向著儒生，尤其是那些出身寒門的儒生。
王連在南陽郡，也同樣是一個儒生，雖然他年輕的時候學識和才華都非常出眾，但是，提前看穿了劉表真面目的他，早早就帶著家人離開了荊州，托庇于劉璋。劉璋雖然同劉表一樣多疑，但是，兩人多疑的對象卻不同。
劉璋猜忌的只是他手底下那些有權勢，整整有能力、能夠威脅到他繼續統治益州，坐穩益州牧寶座的世家或者官員，就比如趙韙和龐羲，相反，蜀郡第一大世家張肅張松所在的張家和第二大世家王商王累父子所在的郪縣王家，非但沒有受到劉璋的猜忌，這四人都先後得到了劉璋的重用。
與劉璋相比較，劉表在荊州的做法則完全相反，荊州最大的三個世家——江夏黃家、南陽蔡家和襄陽龐家，靠著聯姻的關系，全都依附在劉表的身邊，三大家族依仗著這樣的關系，哪怕其中有個人不為劉表所用，卻也不會遭到劉表的猜忌。
就比如，龐德公，黃承彥，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劉表治下放心大膽的當他們的隱士，就是因為他們相互之間有姻親關系。
但那些出身寒門，或者名聲不彰且與三大家族關系並不緊密的世家子弟，處境就非常不妙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後來作為魏國大臣劉廙，他的哥哥劉望之，以及劉望之的兩個好友，全都因為劉表的猜忌先後被殺。
人以類聚，物以群分。
劉望之性格剛直，為劉表所不喜，他的兩個好友的性格估計也差不多，他們三人最終被多疑的劉表所殺，也就不足為奇。
王連能夠很早就帶著家人離開荊州，不正是證明了他本身就具備了一定的識人之能，因此，他能夠提前看出劉表此人沒有容人之量，也就不為奇了。
而王連之所以沒有學著張肅那樣，鐵了頭跟著劉璋去了荊南，是因為兩人的處境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