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一上任就頒布的這個政令，對世家而言，是一種透入骨髓的痛。
只要不是傻子就都心知肚明，只要不是遇到特大災荒，每一畝土地每年能夠為其主人提供一定的糧食收入，是一種可以無限循環增值的財產。
對于兩郡的世家，這個政令，真還不如直接派兵到他們家中直接抄家來得更為痛快。法正的這種做法，不是在挖世家們的肉，而是在挖他們的骨髓。
而對于兩郡的商戶們來說，卻是一種痛並快樂著的感覺。
為何有這種感覺呢？
原因就在這個政令的後面兩條其中之一。
一直以來，兩漢執行的都是重農輕商，這對穩定剛剛平定的天下而言，無疑是最為正確的決策。
但是，這種政策對于戰亂時期，以及一個王朝發展到中後期的時候，就是很不利的。
司馬遷《史記》中那篇貨殖列傳中，有這麼一句話‘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這就話的大意就是，農業無疑是本，但是，四民之業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缺了哪一個環節，都會對其他三民產生影響。
百姓們生活時，衣食的來源不可能單單只依靠農業，而是需要四業之民相互分工合作，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強國富民。
在後面，太史公舉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來論證自己的這個觀點，那就是西周諸侯姜氏齊國的始祖姜太公在開始治理齊國的時候，就是采取的四業並舉的舉措，富國強民，戰勝周邊的蠻夷國家，使得齊國得以迅速穩定下來。
最開始的時候，姜太公的封地，不但是一片鹽鹵之地，極為不適于大力發展農業，而且，齊國也並不是一片祥和之地，其周邊還有所謂東夷族存在，時時都在威脅著齊國的生存。
在法正頒布的新政令中，最後一條就與商人有著直接的關系。
政令大致內容如下︰九江郡和廬江郡，下屬各縣商人，行商時，仍然需要向其當地政府繳納其所運載貨物十分之一的稅款。
但是，這次所繳納的稅款，是一次性繳納，一旦繳納完畢，當地官府縣丞或者是郡丞就會向商人開具完稅證明，只要拿著這個完稅證明，商人們就可以在劉備治下任何一處郡縣任意通行，不必再向劉備治下其他各個地方官府繳納任何賦稅。
而商稅收上來之後，在官府之間也要進行一次再分配。
具體如下，一縣的商稅由縣丞專門負責征收，由郡五部督郵負責監督。而收上來的商稅會被分成十份，在年末，各郡縣到州治上計的時候，其中七成，會由上計吏將之押送到州治，直接向駕或者劉備的長史繳納。
剩下的三成，直接歸入地方官府的府庫之中。
而各郡縣上繳到駕這里的六成商稅，匯總起來之後，其中三成歸入府庫，一層劃歸軍隊，一成歸入劉備自己的私庫，交由劉備自己支配，而最後剩下的一成，則有駕再分配給各縣。
最後的這一成商稅，進行再分配的時候，可就不是平均分配了，駕會依據各郡縣統計結果，按照各郡縣繳納商稅數額的高低，重獎給那些上繳商稅高的郡縣，下發下去之後，無須將這個重獎放入地方府庫，可以直接由各地地方官員和屬吏們自行分配。
排名前三位的縣，獲得的獎勵會最高。
法正，或者說金玨實施的這種舉措，就是在激勵地方官府，大力發展本地的工商業。
想要大力發展，單靠讓商人們轉賣地方的土特產，顯然是行不通，還必須大力發展地方工業，比如淮河鹽業，絲織業，比如由官府統一大致的農具等等。
而看到告示的兩郡底層百姓們，自然是非常高興的。
這一次，法正會將收上來的土地，以屯田的方式無償發放給兩郡原有百姓，以及即將遷居到兩郡中的徐州百姓。
具體，每一個願意當屯田客、接受官府屯田的百姓能夠分得的屯田，暫定為每人五十畝。江淮不比益州，這里幾經戰亂，即便劉備有能力將徐州、泰山郡、魯國，以及沛國和陳國南部所有百姓全都遷徙到江淮四郡來，也無法比擬這個時空中，除漢中郡之外，益州的總人口。
故此，在金玨剛開始派自己和魏延身邊護衛下到各縣用土地招募士兵的時候，同樣也開出了五十畝土地，但是，到了後來，招募到足夠士兵之後，金玨就立即下令，讓楊沛在分配土地的時候，凡是沒有從軍的一般百姓，每一壯丁就只能從廣漢郡和蜀郡地方官府得到十畝土地。
整個益州，其財富全部集中在漢中郡、蜀郡和廣漢郡這三郡之中，故此，金玨就要先保重自己手中軍隊士兵們的利益。
這也就意味著，凡是接受了土地的普通百姓就都成了劉備治下的屯田客，他們每年辛勤勞作，耕種土地，所收獲的糧食，還是必須得向官府繳納五到六成的田賦。
不過，這五到六成的田賦，並不是浮動田賦，而是固定田賦。
法正在告示中特意指明，分到百姓們手中的屯田，按照固定田賦，每畝每年只需要向官府繳納五斗到六斗的糧食，若是有哪一個屯田客能耐大，一畝地能夠收獲四五石的糧食，那麼，此人最終能夠得到的糧食收入，就是三石到四石。
也就說，若是劉備真得能夠執行好這個政策的話，到最後，在其治下真正能夠發家致富的人，全都是善于種田的普通百姓。
百姓們在听明白告示中，這一條與他們有著極大厲害關系的條文之後，聰明的人，在第二天便依照告示，到州府衙門大門外，自覺排隊，準備報名當屯田客，取得自己能夠得到的屯田。
一時間，兩郡的百姓、世家和商戶們同時有了冰火兩重天的感覺。